在金庸先生武侠小说《天龙八部》中，西夏选用地处西北边陲的才招西夏与北宋战战和和，无非是引培养和想以攻战促和议，以和议谋利益，制度再以利益增强国力，西夏选用这是才招地瘠民穷的西夏在宋辽两国夹缝之中的生存之道。在小说中，引培养和西夏为了对抗北宋，制度成立了一个叫“西夏一品堂”的西夏选用机构，收拢了许多武功高强的才招武林人士为其效命，其中就包括四大恶人和化名李延宗的引培养和慕容复。

很多人都非常想多了解点一品堂的制度信息，不过可惜的西夏选用是“西夏一品堂”只存在于小说当中，在历史记载中，才招并没有“西夏一品堂”这个机构，引培养和但是历史上的西夏确实非常重视人才的培养和引进，特别是针对宋朝的人才招引。那今天就接着“西夏一品堂”这个问题，来聊聊西夏的人才招引、培养和选用制度，看看西夏的人才工作又有哪些自己独特的特点。

北宋时期，宋夏之间战多和少，互有胜负。与宋朝相比，西夏胜在民风彪悍、单兵素质强，但是行军打仗要考虑综合实力和战略布局。因此，西夏方面非常重视对宋朝文人士子的招引。西夏不惜重金收罗宋朝落第士子，一方面是为了获取直接有效的情报，更重要的是充实其谋士队伍。李继迁时期，灵州屯戍军校郑美投归西夏，被授予指挥使之职，协助继迁夺取了宋朝重镇灵武。事后宋朝太子中允、直集贤院富弼上疏皇帝论及此事:

“顷年灵州屯戍军校郑美奔戎，德明用之持兵，朝廷终失灵武。元昊早蓄奸险，务收豪杰。故我举子不第，贫贱无归，如此数人，自投于彼。元昊授予将帅，或任之公卿，推诚不疑，依为谋主。彼数子者，既不得志于我，遂奔异域。观其决策背叛，发愤包藏，肯教元昊为顺乎，其效郑美必矣。”

富弼“郑美奔戎，朝廷终失灵武”之说虽有些夸大其言，但不可否认士子投奔西夏，对北宋所造成的重大影响。宋仁宗景祐四年，华州落第士人张元、吴昊投奔西夏。张、吴二人虽有才华，但几次参加科举不第，满腔热情无处为报，只得另谋出路，于是“张、吴径走西夏。夏人倚为谋主，以抗朝廷，连兵十余年，西方至为疲弊，职此二人为之。”

文人士子为何弃宋归夏，有着深刻的原因。宋朝科举录取名额及地域分布不均，以及西夏招诱宋朝士人的政策，是产生士子弃宋归夏现象的根源所在。宋朝是我国古代历史上文治教化极为昌盛的一个时代。科举制度打破血统及地域限制，使得更多的平民子弟走上读书考取功名之路，地方书院、私学教育的发展培养了大批文人士子。但是盛景之下，科举录取名额与贡举名额的失调造成了大批士子科举落榜。而且西北沿边州军士子的录取人数极不均衡，造成西北地区士人落第者日益增多，而地理位置的特殊性使得这一地区的落地士人容易达到越境奔走的目的，发生士人游离、弃宋归夏的现象。

此外，西夏政权的引诱也是造成士子弃宋归夏现象的重要原因。在认识到人才与信息的重要性之后，西夏并没有因为与宋朝对峙而完全排斥汉人，而是从大局着眼，从实际需要出发，通过授予高官厚禄等手段，吸收、引诱北宋的人才。如前面说到的，落第士子张元、吴昊投奔西夏后，李继迁让他二人参与谋议，委以重任，张元甚至位至国相。陕西人景询投奔西夏，谅祚授其为学士，深受信用，以致西夏酋豪发出抱怨之言:“酋豪多怨纳叛人景询亲而用之，以为枢密使，弃蕃礼用汉制。”

西夏统治者以高官厚禄换来宋朝汉人谋士，为其所用，同时获取了宋朝边防情报，可谓一举两得。

西夏真正意义上的本土人才培养开始于李元昊时期。西夏的人才培养可分为官学、私学两种类型。

(一)官学的人才培养

1.西夏人才培养的对象和机构

李元昊在立国之前的准备工作中就命野利仁荣创制西夏字，规定“教国人纪事用蕃书”，创制的新文字被西夏尊为国字。文字的创制为保存和发展本民族文化、学习和吸收其他民族的文化以及培养本国的人才提供了最基本的条件，也是元昊为本国的人才培养作出的第一个基础性的准备。

1039年，李元昊建立“蕃学”，“命野利仁荣主持，并译《孝经》、《尔雅》、《四言杂字》为蕃语”。为了培养本土人才，西夏还命令各州普遍设置蕃学，设教授训育学生。这是西夏建立学校之始，也是西夏人才培养之始。此时西夏人才培养的对象是从“蕃汉官僚子弟中，选俊秀者入学教之”，只局限于统治阶级上层之中的优秀者。

到乾顺时，建蕃学以培养西夏本民族人才而轻视汉学的人才政策，开始显现出弊端。出现了“由蕃学进者诸州多至数百人，而汉学日坏。士皆尚气矜，鲜廉耻，甘罹文网”的现状。这不符合西夏社会发展的需要。另外，乾顺本人也崇尚汉文化。因此，1102年，乾顺采用了大臣薛元礼的建议遵行儒教，崇尚诗书，于“蕃学外特建国学，置教授，设弟子员三百，立养贤务以廪食之”。

历史上，西周设于王城及诸侯国都的学校被称为“国学”，后世的“国学”成为京师官学的通称，特指太学和国子学。《宋史·夏国传》云:“西夏设官之制多与宋同，朝贺之仪杂用唐、宋，而乐之器与曲则唐也。”

西夏对唐宋文化是有所继承的，在乾顺时代，国学既是西夏传授儒家学说的最高学府，又是西夏国家的教育管理机关。这在西夏人才培养史上是一个转折时期，不仅使西夏的儒学人才数量大增，而且加速了西夏封建化的进程。乾顺时期人才培养对象的范围有所扩大。西夏到仁宗仁孝时，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内都出现了稳定繁荣的景象。

1144年，夏仁宗仁孝进一步扩大了人才培养的范围和规模，下令在全国各州县设置学校，“国中增弟子员三千人”，人才培养的数量提升了10倍，对象也由原来的蕃汉官僚子弟中的俊秀者扩展到了低级官僚和庶人子弟之中，开始了全国范围普遍意义上的人才培养。

另外，为了加强对党项贵族宗室子弟的培养，仁孝又特意在宫廷中设小学，对象是皇族宗室子弟7～15岁的人，选专门的人训导，仁孝和皇后罔氏也常去讲授。1145年，仁孝又模仿中原制度，创立大汉太学。

史载:“养士莫大于太学。太学者，人材之系，教化之原也。故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士，数考问以尽其材，则英俊可得矣。”

可见太学在人才培养中的重要地位。太学的设立使西夏的教育机构设置达到了较为完备的状态，也使西夏的人才培养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1148年，仁孝又模仿宋制而设立了“内学”。北宋理宗时设“内小学”，专门收宗室和贵胄子弟中10岁以下的资质优秀儿童，设有教授、直讲、伴读等教官。仁孝对西夏人才的培养和汉文化在西夏的传播都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西夏的人才培养经元昊、谅祚、秉常、乾顺、仁孝五代君主的努力，最终进入成熟阶段。仁孝之后的几代君主基本上都是沿用了原有的体制。

2.西夏人才培养的内容

西夏培养人才的内容主要是以传授汉文化为主，这是由汉文化本身所具有的先进性及儒家政治哲学有利于统治者利益所决定的。李元昊自建蕃学后，虽然命人把《论语》、《孟子》、《孝经》、《孙子兵法三注》等汉文典籍翻译成西夏文字进行授课，但其所使用的教材的内容并没有改变。

西夏所使用的教材主要包括经、史、子、兵、医、字等类汉学书籍。经类有《论语》、《孟子》、《易经》、《孝经》、《诗经》等，史类有《左传》、《周书》、《十二国》、《册府元龟》等，子类有《庄子郭象注》、《列子》、《老子》等，兵类有《孙子兵法三注》、《六韬》等，医类有《千金方》等，字类有《尔雅》、《四言杂字》等。

同时还有西夏人自撰或自编的各类著作。如《钦定义海》、《新集锦合辞》、《德行集》、《论语释义》、《周易卜筮断》、《天盛年改旧定新律令》、《猪年新法》、《新法》、《官阶封号表》、《贞观玉镜统》等。另外，为了适应西夏语言文字教学的需要，西夏还有《文海》、《音同》、《五音切韵》、《义同一点》、《番汉合时掌中珠》、《杂字》、《要集》、《文海杂类》、《千字文》、《圣立义海》、《新集碎金置掌文》等语言类教材。

从西夏的人才培养过程中所使用的教材可以看出:其一，西夏重视推行独具特色的蕃汉双语学习，既有用自制的蕃语教材和译成蕃语的汉语教材，也有纯汉语的教材。这一方面有利于保存党项文化，提高本民族意识，维护西夏王朝的统治；另一方面又有利于推进西夏国家的封建化进程。其二，重视兵法的学习，这与党项本民族的尚武习俗有密切关系。其三，整个人才培养过程中使用的教材内容涵盖较广，涉及到政治、军事、法律、伦理、语言等多个领域。

(二)西夏私学的人才培养

西夏的人才培养，除了官方设置的学校外，还存在私人讲学机构——书院。1957年在北京发现的一本寿亲养老新书，牌子刻“西夏揆文书院重刻”字样，证明西夏存在书院的事实。至于书院的培养对象、内容等因为史料的缺失，暂时尚不明确。

1.立国前的用人状况

党项羌在内迁之前居住于青海、四川一带，由于自然环境等因素的影响，其地“不知稼穑，土无五谷”，“俗尚武，无法令赋役”，“无文字，但候草木以记岁时”，处于原始的氏族部落社会阶段。其部落首领就是当地的最高统治者，部落首领一职实行世袭制，或民主推议制。

内徙之后的党项逐渐打破了原来的氏族血缘关系，按地域形成了几个大的部落集团，在部落或部落集团内出现了势力强劲的“大姓”，这些大姓的部落首领自然而然地出任了部落联盟或部落集团的首领，由于中原王朝对其实行羁縻制，所以他们有的兼任唐州刺史、部落游弈使等官职。这些职位大多通过内部家族世袭和幕府迁擢的方式来用人，选用的对象自然为各部族的党项贵族子弟。

唐乾宁二年，定难军节度使李思恭卒，其弟思谏继承了节度使之位。因为党项民族有尚武的习俗，其部下的选用多是以勇猛善战者为首选。李继迁就是因善骑射、有智谋而被李光睿授为管内都知蕃落使。到继迁、德明时期，随着生产的发展，汉族先进的封建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影响，他们虽然没有建立起政权，但也开始深刻地认识到人才和先进文化的重要性，于是开始“曲延儒士”。但这都属于统治者直接任命、委派一些有识之士，并未有专门的选用制度和机构。此时可算西夏人才选用的发轫期，但还是没有明确的制度和体系。

2.立国后的人才选用

西夏的人才选拔应开始于元昊。元昊于建国的第二年，就正式设置了蕃学用以培养人才，培养达到合格者，“俟习学成效，出题试问，观其所对精通，所书端正，量授官职”。当时元昊所建蕃学的目的是为了以示与中原分庭抗礼，蕃学所使用的教材都是西夏文版本，因此当时选人的标准主要看其对西夏文的书写、运用和应对水平，这是西夏正式选拔人才之始。

元昊在西夏的行政机构设置中，专门设有磨勘司负责官员的选叙、磨勘、资任、考课。谅祚、秉常两代沿袭了元昊的选人方针。到了乾顺时期，西夏在原选人制度的基础上又规定“选人以资格进”，即按照资格大小来任用官吏，并作了明确的说明，“凡宗族、世家议功、议亲，俱加蕃汉一等。工文学者，尤以不次擢”。这是一种“恩荫察举性质”的人员选用制度。夏元德二年冬，宗室子弟仁忠、仁礼二人分别被封为濮王、舒王便是受益于此政策。

史料记载:“仁忠父景思尝从秉常于木寨，当河津阻绝，罔萌讹等潜使窥伺，欲施鸩毒，景思左右抗护，以计脱者再，秉常德之。已复位，欲加显擢，为梁氏父子阻抑，不遂志。死时，仁忠二人尚幼;及长，俱通蕃、汉字，有才思，善歌咏。始任秘书监;继擢仁忠礼部郎中、仁礼河南转运使;至是，二人自陈先世功，乃晋爵。”

这种选人政策，一方面照顾了特权阶层，另一方面尤其突出了对通晓儒学之道的人员的选用。这与乾顺时期文化教育政策逐渐向汉文化倾斜是一致的。

仁孝时期，在人才的选用上出现了重大的变化——模仿宋制实行了科举制。夏仁庆四年，西夏“策举人。立唱名法，复设童子科。于是，取士日甚”。“唱名”是宋太宗时确立的一种制度，是进士及第经过皇帝亲自“殿试”考选后，在殿前“唱名”，由皇帝“赐及第”，这样把取士权集中到了皇帝手中。西夏这样做也是为了防止选用人才过程中出现徇私舞弊，保证人才选用过程的公正性。

从“复设童子科”看，西夏有可能曾经设过童子科。因此可以说西夏科举制的取士科目可能存在着进士科和童子科两种。科举制使大量的有识之士脱颖而出。例如:斡道冲，年八岁中童子举，由进士科入仕途，位居国相十余年。西夏第八代皇帝遵顼也是科举出身，“遵顼端重明粹，少力学，长博通群书，工隶篆。纯祐廷试进士，唱名第一，令嗣齐王爵。未几擢大都督府主”，天庆十年三月，“策士，赐宗室遵顼进士及第”。

另外，夏献宗乾定三年的名臣高智耀也是进士科，翰林学士王佥、焦景颜，刑部尚书李国安等都是进士出身，他们在西夏的发展过程中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虽然此时西夏的科举制在取士科目上还有局限性，但是西夏的人才选用制度已达到了形式上的完备。自仁孝实行了设科取士的人才选拔制度，这一制度一直沿用到西夏灭亡。

文人士子作为知识阶层，在繁荣社会文化、促进社会发展方面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然而，在文人士子自身利益无法得以实现，或是受到其他政权的利诱时，可能表现出“趋利”的人性本质。文人士子虽不能跃马驰沙场,但作为谋士，在左右战局的关键环节中，能起到扭转局势的重要作用。因此可以说，人才资源也是一项重要的战略资源。

西夏的人才选用制度，除了本土培养了大量人才，同时还招引了大量的北宋人才，这是西夏用人制度的一大特点。西夏的人才选用经历了由最初的强调蕃学人才到最后以倡导儒学人才为主的过程，这是历史的必然，也是西夏统治者在西夏发展过程中作出的正确的用人政策，有力地推动了西夏的发展。另外，西夏用人政策中的大量使用外族人才在历代政权中都比较少见，但是从历史发展的眼光来看，对于民族融合也具有积极的推动意义。